【明報專訊】這篇文章，是「一個人的香港社會學」系列的第一課。我希望以個人成長經歷為線索，從1960年代的童年香港談起，逐個時期、逐個題目，回望香港社會的變化，以至我後來作為一名社會學徒與各種理論之間的對話。這不是回憶錄，也不是宏大敘事，而是一種嘗試：用最貼身的經驗，對照學術理論，看看它們如何互相照亮、互相修正。
（系列之一）
兩個名字，一個時代
如果要我用兩個名字概括童年香港，我會選黃玉郎和劉兆佳——一個大眾漫畫家，一個社會學家；一個畫《小流氓》（後改名《龍虎門》），一個寫《香港社會與政治》。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巧合的是，兩人都試圖捕捉1960、70年代香港草根社會的面貌——而且兩人的描繪，竟有不少相通之處。
我生於1962年，廣華醫院。後來才知道馬英九也生在那裏——他取名「英九」，據說與「英屬九龍」有關；我的名字「永佳」，只是父親一個樸素的願望：永遠好運。
成長於油尖旺——廟街、砵蘭街、上海街一帶。那是香港最草根的區域之一。有幾年，我們一家甚至住在廟街的板間房。如果有人讀過呂大樂的《唔該，埋單》，會知道北角、灣仔下層中產的生活面貌；但我的童年畫面，與那完全不同。最能代表它的，是黃玉郎的《小流氓》。
黃玉郎筆下的世界，就是我住的地方
《小流氓》1969年開始連載。王小虎初到香港，在木屋區認識獨眼龍、光頭星、黑仔傑、四眼明，一起對抗「灣仔七虎」、「牛頭角四牛」、「荃灣十五狼」——鋤強扶弱，結拜兄弟。對中產讀者來說，這只是誇張的連環圖；但對我，那是日常寫照：黑社會人物不是遙遠的罪犯，而是鄰居、街坊，甚至父親的「朋友」。那個年頭警察貪污盛行，與三合會勾結時有所聞。《小流氓》幾乎從不出現警察——因為在草根世界裏，警察要麼不存在，要麼就是與黑社會「同撈同煲」。
父親在1950年代後期從台山偷渡來港，藏身漁船底，與幾位同村兄弟捱過幾個夜晚才踏足香港。他一個人來，沒有家人在旁，必須依靠「兄弟」——同一個師父學中醫的師兄弟、同鄉、鄰居、同行。這種結拜關係，與王小虎那班兄弟如出一轍。我不肯定父親是否正式入過三合會，但他經常掛在口邊的是三合會「海底」詩句。當年我派到慈雲山一間中學，那一帶公屋以複雜著稱，父親特地教我背誦：「如果有人用詩句問你，你識得答，就唔會畀人恰。」幸好我從未用過——後來在公眾場合使用三合會暗語更成為刑事罪行。
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與「邊界政治」
長大後搞社會學，讀到劉兆佳的《香港社會與政治》。他提出「功利家庭主義」——1960、70年代的香港，絕大多數人口是移民，家庭成為最重要的價值，但這家庭不純靠血緣，更多基於實際需要。很多人像王小虎一樣獨自來港，便與其他移民結拜兄弟、認作親戚。同鄉、同門、同業，都可以成為「家人」。
這正是我父親的寫照。他靠這些網絡建立「兄弟」，過時過節都會走動。劉兆佳說這種家庭主義是「功利」的——不是基於傳統血緣，而是生存需要。
先澄清一點：劉兆佳從未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形容港英政府的整體管治——那是佛利民和郭伯偉、夏鼎基倡導的經濟理念。他用的概念是「邊界政治」：政府與社會維持「有限的聯繫與交往」，有意識地有限度接觸。換言之，政府的缺席是策略性的，而非全面放任。
在劉兆佳的框架裏，正因為社會問題可由華人社會家庭和延伸親屬網絡解決（「不假外求」），加上政府刻意維持低度整合，香港人很少需要透過公共政治管道或集體行動爭取權益——這就是「功利家庭主義」與政治參與形態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個分析有其洞察力，但我自己的童年經驗告訴我：它並不完全足夠。
我家裏的左派與右派：政治冷漠？未係住
劉兆佳筆下的香港人，因「功利家庭主義」傾向政治冷漠。但我的家庭充滿政治——不是大規模集體行動，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立場。
我的祖母（我們叫她婆婆）是左派工會老會員。她戰前從東莞來港，進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做捲煙女工。戰後公司納入左派系統，她也加入工聯會屬下的工會。公司舊址後來改建成南洋戲院——我小時候經常去看電影。阿婆退休後轉到銅鑼灣一間西餐廳洗碗，又加入「洋務工會」（與晚清洋務運動無關，而是組織西式企業員工）。五六十年代工聯會地區工作紮實，每年過年都有工會幹部上門向婆婆拜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婆婆帶我去「工人診療所」看病。我入小學前和婆婆一起在軒尼詩道居住，就在現在的時代廣場，也是1950年代工運的著名事件「羅素街慘案」附近。診所位於波斯富街當年一家國貨公司樓上，大堂掛着毛澤東肖像和「為人民服務」橫額。她常說：「工人診療所啲針藥又平又有效，打一針就好快好。」我當然不喜歡打針，但實情是，因為政府診所太遠了，要去到修頓球場，我童年大部分的病都在那裏看好。
與此同時，父親卻是鮮明的右派。他訂閱《香港時報》，每年雙十節去台北參加慶典。家中報紙、話題都圍繞「自由陣營」論述。甚至看足球也有政治味——南華、東方被認為親台灣，愉園、東昇親左派；兩方對壘，報紙有時形容為「國共大戰」。
1967年五月風暴爆發。那年我還小，不用上學本來覺得很開心。但家中分租了「頭房」給一名在灣仔消防局附近工作的店員。有一天消防局門外被人放置炸彈，他剛巧路過受傷。婆婆之後大半個月，每天煲湯給他療傷。左派運動、愛國組織，對我們家來說不是遙遠的口號，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實一部分。
所以我的家庭「成分」最複雜：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爸爸是右派工會的「醫事顧問」，家中看《香港時報》，對「自由陣營」論述最清楚。當時其他媒體如《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甚至起初的《明報》，其實都偏向港英或親國民黨角度，把左派描寫成破壞香港自由、安定、繁榮的「罪人」。
這裏需要做一個重要區分：劉兆佳講的「政治冷漠」，指的是香港人很少通過集體行動、社會運動或選舉政治挑戰殖民體制。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六七暴動之後左派力量被鎮壓，大規模抗爭確實銷聲匿迹了一段時間。但這不等於香港人沒有政治立場，也不等於政治認同不影響日常生活。我父親和祖母，一個右一個左，他們的工會選擇、報紙訂閱，甚至看的電影、球場上的打氣對象，都帶着明確政治色彩。這些立場被「吸納」到家庭、親屬、社區網絡之中，沒有溢出成為跨階級集體行動——但它們確實存在。
換句話說，我質疑的不是劉兆佳關於「政治參與度低」的描述，而是他不夠重視這種日常化的、非集體行動式的政治認同。同行谷淑美（也是港大師妹）後來有本專著澄清：香港人不是因為「功利」而不參與政治，而是因為冷戰格局和殖民政府的制度性壓制，使他們的政治表達採取了其他形態——政治行動主義一直存在，只是被去政治化的話語掩蓋。我同意她的看法。 我的童年經驗——左派祖母的工會生活、右派父親的報紙和慶典——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港英政府：從「邊界維持」到「合法性建構」
劉兆佳描述的「邊界政治」，在我童年的許多例子中都可以看到。我在政府資助的醫院出生；我們家住質素很差的私樓，但不遠的大坑東邨這類公共屋邨，對我們來說已是極大改善——父親曾經抽到愛民邨單位，但他嫌離工作市區太遠，拒絕了（我長大後常常埋怨他）。學校方面，我和弟弟最初讀私立小學，但後來我通過升中試考入資助中學；弟弟更幸運，派到附近一間政府學校。警察在1970年代初雖貪腐橫行，但到1980年代已高度現代化——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之後警察面貌完全不同。
這些例子說明，港英政府並非「不在場」，而是有策略地選擇在哪些領域、以什麼方式介入我們的生活。然而，如果只停留在「邊界維持」的描述，可能會低估一個更重要的面向：這些干預不僅是為了維持秩序，更是為了建構殖民統治的合法性。
試想想：興建公共屋邨、推行免費教育、成立廉政公署——這些政策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回應社會具體不滿，讓市民覺得政府「有做事」、「會改善」。政府希望香港人信任它、依賴它，但又不希望這種信任轉化為民主訴求。以ICAC為例，1973至74年間貪污問題已嚴重到動搖殖民管治根基——政府成立廉署，不是突然變得善心，而是不這樣做統治就會崩潰。ICAC成功重建公眾信任，這是一種合法性提升，但這種信任並沒有附帶選舉權或問政權。市民可以舉報貪污，但不能投票選總督。
所以我認為，港英政府的干預超出了單純的「邊界維持」。它是一種策略性的合法性建構——透過社會政策贏取民心，同時嚴密地把政治權利鎖在邊界之外。這與劉兆佳「邊界政治」的原意並不矛盾，但我們需要更強調干預的積極面向，而不只是「有限度接觸」。
黃玉郎與劉兆佳之間
回頭再看黃玉郎和劉兆佳。
兩人都準確捕捉了當年草根社會的混亂與自生自滅。《小流氓》的世界裏，沒有警察，沒有政府，只有兄弟和敵人；劉兆佳的分析裏，「功利家庭主義」解釋了為什麼香港人要靠自己、靠關係網絡生存。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不過，黃玉郎的漫畫從來不談政治——王小虎不會因政治立場而打交，漫畫中的人物也沒有左右之分，而劉兆佳也認為香港人政治冷漠（指集體參與度低）。我成長的家庭經驗顯示，政治立場在日常生活中有強烈的存在感，所以我不敢苟同。
另一方面，黃玉郎筆下的英雄靠拳頭和義氣解決問題；劉兆佳則傾向用「功利」解釋一切。但我祖母去工人診療所，不單是因為「平」和「快」，也因為那裏有毛主席肖像和「為人民服務」——那是一種身分認同，不只是功利計算。這一點，和市井的義氣不太一樣，但也不只是功利計算，黃玉郎與劉兆佳都可能低估了價值認同和政治理念，在驅動個人行為中的作用。
結語：從童年香港開始
寫到這裏，回到本文開首的那個問題：為什麼要寫《一個人的香港社會學》？
因為我始終相信，最好的社會分析往往由個人故事開始，也需要與學術理論認真對話——不是為了打倒誰，而是為了更準確地理解我們走過的路。
黃玉郎給了我童年的視覺記憶——那些爛仔、兄弟、拳頭、義氣。劉兆佳給了我成年後的理論框架——功利家庭主義、邊界政治、低度整合。但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兩者都需要被補充和修正。
我童年住廟街，父親教我三合會詩句，祖母帶我去工人診療所，家裏訂《香港時報》，同時又有左派工會的親戚。這個香港，既有《小流氓》的混亂與自生自滅，也有左右政治的激烈對立；既有政府的有限度在場，也有草根社會的自我組織。我不是要推翻劉兆佳——他的「功利家庭主義」解釋了許多現象。但我希望補充他可能忽略的一面：政治立場在日常生活中的頑強存在，以及價值認同（而不只是功利計算）在驅動個人選擇中的作用。同時，港英政府的干預不僅是「邊界維持」，更是一種積極的合法性建構——透過房屋、教育、反貪等政策爭取民心，卻在政治權利上寸步不讓。
這只是系列的開端。未來我會談到求學、工作、移民、回歸前後的氣氛，以及我對社會的一些觀察。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歡迎提出討論。畢竟，香港之所以有趣，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而黃玉郎和劉兆佳，只是兩個切入點。真正的香港，永遠比任何漫畫或理論都要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