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so one will have to combat error with error.”-Ackbar Abbas
剛離世的阿巴斯（Ackbar Abbas），香港沒有文人不認識；一部分如我一樣，是他的學生。阿巴斯起初約40年的學術生涯都在香港大學，曾任比較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約20年前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比較文學系，間中回港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授課。他提過COVID期間，想回北京跟太太劉索拉重聚，但形容自己被困加州，Irvine也不太願意放他離開；直至兩年多前，他才回到北京六環外郊的家。自此，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北京，間中寫作，或指導仍未畢業的博士生。
阿巴斯的disappearance
阿巴斯的人生算得上趣味盎然，不過他為人低調，不出風頭，也不周圍講自己的古，一般媒體八卦不多見到他。在香港，大部分人對阿巴斯的認識，其實都是來自同一本書；甚至可以說，就是書中幾個後來被過度引用的詞彙——disappearance、déjà disparu、reverse hallucination——將一個有趣的阿巴斯消匿和削平的。這本書是阿巴斯唯一出版過的專著，將部分（主要是1990年代）關於香港的論文結集而成：《香港：文化與錯象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這本書對1990年代末政權移交前後的香港別具意義。當香港尚在八九餘溫、九七前夕，許多人仍執於香港人身分的曖昧和焦慮時，阿巴斯早已另闢蹊徑，將香港在殖民史的特殊性，跟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以及當時其他文化徵狀，諸如不確定的電影影像和媒體話語、資訊速度和理性溝通不對等、都市空間失序等，構連成精闢的對讀和診斷。
《香港》一書及後幾年備受注目，不止在學術界，亦在藝文界遭大量引述，有時是爭辯的風眼，有時淪為替代思考的物神。有如30年後的「香港」，阿巴斯的《香港》至今同樣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文本。阿巴斯自成一家的門路，細緻靈活的理論消化和機智幽默的文字遊戲，反過來令不少讀者錯過了他的用心；這亦點出「香港」作為問題的一隅：我們很多時只接受一般經驗範圍內的陳腔濫調，對於精準而機靈的理論語言，並沒有建立能力和耐性去細讀。
其中最大的誤用或一知半解，大概是書名的disappearance。許多人將之翻作「消失」，甚至更矯情的「消逝」和「傷逝」，而阿巴斯一直最厭惡廉價的懷舊和戀殖。阿巴斯經常說，事物失卻意義，並非因為無人提及而遭受遺忘，而是因為氾濫重複的陳詞和形象。問題不是太少，而是過多。無人知曉和街知巷聞，有時一體兩面；每個人都說話，但每個人都說差不多的話（包括今日社交媒體鋪天蓋地的種種感慨、苦毒、調侃、犬儒、鬱悶），這些話會漸漸變成欠缺創造力的常識和見解，令人錯認事物的本相、潛能和果效。事物首先並非消匿於權力的作用，而是衰頹於文化實踐的貧乏和單調；阿巴斯稱之為decadence。
有趣的是，連阿巴斯亦不能自免於這種衰頹的文化接受過程：學術和藝文界追捧他，人人寫評論、寫論文、寫策展語都提他幾句，但正如阿巴斯說過，在香港沒有哪幾個人就這本專著跟他有過什麼深入的討論。早於20年前，我已經不止一次聽過有人說：「阿巴斯這本書出版了10年，什麼都過氣了，為什麼還是陰魂不散？」的確，我覺得很多人都撞鬼了，但他們所撞的，他們不知道。
有待追溯的阿巴斯星叢
Disappearance不單不可以理解為「消失」，它甚至不只是「消失／缺席」與「出現／在場」之間的悖論關係——換句話說，不只是加一個連字符，將之變成dis-appearance就可以捕獲的概念。當阿巴斯在1990年代使用disappearance這個字的時候，他承接着自身在1980年代的思考，特別是他對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閱讀。本雅明對現代文學、攝影及建築裏的影像和形象（images），有一種非常獨特且辯證的悟解：影像並不具有儲存表象的能力，正正相反，影像本身就貧乏於表象（Scheinlosigkeit）；影像摻和了新舊，混淆了可觀察的現實和精神領域的幻想，充斥着偏離和誤差。然而，正正因為影像不對應經驗，無法給予答案，往往只有錯置、錯位和錯用，它反而具有一種根本的潛能，可以繞過一般的社會常規和再現，介入社會關係的無意識。影像不再只是話語批判的對象，也可以倒過來是批判社會話語的通道。
阿巴斯是一個影像的思想家：無論他閱讀一首詩、一篇理論、一齣電影、一具雕塑、一副藝術裝置、一幢建築、一段歷史，他都由裏頭的影像開始。是故他所使用的許多概念，本身就有很強的影像性，包括disappearance。Disappearance首先關心的並非事物的有無，出現抑或消失，而是表象（appearance）。阿巴斯從來不會問，香港、香港人、香港文化的真相在哪，並不因為他不相信世事有其本質，甚至真理，而是因為他拒絕將現成的意義和價值直接本質化，將其視為自然如此；真理只能通過表象的裂縫來叩問。然而，資本、資訊技術和地緣政治的突變，帶來了種種意義價值的解離、歪曲和變易；日常變得日益詭異，不再是我們以身體感官所能體驗，亦無法以語言直接表現。阿巴斯通過影像——本雅明所講，與固有現實邏輯總是錯開的影像——對所有由無趣話語構成的表象，進行種種機智幽默的反轉、顛覆和移位；這種猶如反覆勾畫和破解畫謎（rebus）的實踐和策略，就是disappearance。我們未必能夠通過謎語和迷路獲得更多確定的知識，但我們能夠在種種差錯造成的距離裏，學習建立富創造力和批判力的洞見，在一次又一次的錯誤和錯過裏練就更老練的辨識。
阿巴斯可能是香港人文學科中最跨領域的學者，他的文章不單出現於文學、電影、文化研究、社會學的期刊裏，亦延伸到哲學、設計、建築、藝術，甚至金融等學術領域。聰明如他每跨越一個場域，幾乎都會創造出令人着迷的新概念，並藉此回溯和轉化那些舊有的概念。他總是帶着這種樂此不疲，從不擔心在眾多錯誤裏迷路的氣質。那些在阿巴斯筆下出現過的迷人詞語和形象，包括fascination、decadence、disappearance、deception、disappointment、hyphenation、volatility、quantum image、posthumous socialism……一顆顆的聚集成一個阿巴斯星叢。如果花點耐性，你可以看見阿巴斯一直努力為他那種獨異的辯證和思考，賦予一種同樣獨異的書寫形式。他不斷為一種源起香港，但遠不限於香港的思想，重複演練一種異樣的表現方法。讀阿巴斯每一篇論文，每一次演講，你會感到，跟這個語言愈來愈貧乏的世界正好相反，我們還有太多話可以說，太多概念可以創造，太多影像可以着迷而沉思。
＊＊＊
錯過Ackbar的玩笑
用Ackbar的講法：他生於香港，在這裏長大，在這裏敗壞（corrupted）。他話裏經常夾雜一兩個優雅的玩笑，跟他說話永遠有一種知性的快樂。但一如以往，他的玩笑也總是夾雜着一些嚴肅的想法。因此我從不輕看corrupted一字：他不止記掛，而是真的着迷於香港。的確，他從不喜歡講一種很fundamentalist的香港主體性——正如他課堂笑說，fundament語源屁股，我們不要放太多屁話；但另一邊廂，他很明白的寫過，我們需要脫離自戀，穿越殖民、帝國與資本的歷史，與之角力一種未曾有過的主體性。他沒有為此長篇大論一套系統的理論，但對我來說，他那種異常切中要害的書寫風格，本身就是從一場場文化角力反褶而成的主體性。
Corrupted？Ackbar常借貝克特（Samuel Beckett）在小說《Murphy》裏的妙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pun。8年前，我們開始談到要將他的著作，包括散佈各處的論文，有系統地翻譯成書。論到翻譯時，我跟Ackbar說：「你那些pun，最麻煩。」他笑說：「我所有要說的話，都在那些pun裏面了！」
翻譯阿巴斯，注定是一場背叛和失敗，我們必然一一錯過那個我們從心底喜愛的Ackbar。而我們的翻譯的確沒有趕上。但Ackbar又提過，當代需要一種精準而不確定（precise and indeterminate）的語言，即或那意味着許多許多挫折和失敗。如果要冒着更多的錯誤和失敗，用一句話努力翻出Ackbar的教導，我可能會這樣寫：為了跟上現實一切的錯位、波動和變易，我們的語言、影像與批判，必須經歷一連串差錯和失敗的辯證。
讓我們一起重新走（錯）一次Ackbar Abbas走（錯）過的路。
文˙陳錦輝（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講師、阿巴斯翻譯計劃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