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問我，如果沒有做什麼可疑的事情，為什麼被立案調查？為什麼會被監聽？監聽票怎麼過的？

據了解高檢署為了端正律師風氣，搞了一個正律專案，警察抓到律師洩密可以有積分，於是乎警察辦案時，就開始找一些可以辦律師洩密案的蛛絲馬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本律師擔任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3 年度金訴字第 324 號刑事判決當事人連先生之辯護人，該案當事人連先生在112年7月遭到通緝，11月緝獲時遭扣2支手機，裡頭有一個telegram(飛機)對話群組，顯示112年10月26日有一名暱稱「D」之人，在群組內提到傳票如何處理、告訴當事人連先生到案可能會被羈押等內容。

於是乎警察指控該名暱稱「D」就是我單律師，原因是：我們調查過了，單律師你的英文名字是Danny。

於是乎新北市刑大諭知我，依據該對話紀錄，你單律師可能涉及組織犯罪，以及藏匿人犯罪。

首先，我從來沒用過telegram(飛機)通訊軟體與他人聯繫，該暱稱「D」之人根本不是我，警察只因為我的英文名字是Danny就說是我。

再者，該對話內容也只是告訴當事人連先生到案可能會被羈押而已，到底哪來藏匿人犯？請問律師有叫當事人到案的義務嗎？一則訊息是要如何達到藏匿人犯的效果？這到底是哪一國法律啊？？

經過調查，所有案件相關當事人(全部都在去年9/16同一天被叫去問)都向新北市刑大表示：單律師沒有用telegram(飛機)，結果警察仍然死纏爛打，連續問了連先生十幾次，單律師到底有沒有用telegram(飛機)？是他沒有用還是你不知道？

啊你新北市刑大不就是拿著群組對話紀錄問連先生，連先生據實跟你說單律師從來沒用過telegram(飛機)，所以那個對話裡的「D」就不是單律師，手機還原也應該顯示我沒用過，到底是在跳針什麼？

實際上，連先生也有透過LINE詢問我是否要到案，由於該通緝案只是涉及輕罪，所以我建議當事人連先生到案，並且我實際上於112年10月31日帶著當事人到基隆地院開庭。

我的當事人連先生在該對話的最後，還跟「D」說：我再跟單律師約時間討論，接著確實透過LINE跟我約時間開會，我並於當次會議建議當事人到案。結果咧，檢警說我當事人連先生所謂「我再跟單律師約時間討論」，可以證明「D」就是我，「我再跟單律師約時間討論」=「我再跟你約時間討論」，當事人基於禮貌不敢說稱呼「你」…我的媽呀，真是瞎扯一通。我的當事人連先生跟警察說，「D」不是單律師，我不需要跟他用telegram(飛機)對話完隨即換到LINE對話，又不是精神分裂。

該案我的當事人連先生被起訴加重詐欺13罪，最後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3 年度金訴字第 324 號刑事判決我當事人2罪成立，11罪無罪，該11罪無罪的理由在於，新北市刑大在卷內不附理由說我當事人在某群組的綽號叫作「大智」，卷內根本沒有任何證據。這案還耗費了相當資源傳喚犯罪現場相關人士到庭，均證稱沒有看過我的當事人，法院才判處11個無罪。

看來新北市刑大辦案手法如出一轍，沒辦法破案就隨便把暱稱冠在你頭上，再對外宣稱破案了。

至於監聽票到底如何通過的？我這個案子在112年年底就立案了，歷經113年中檢警取得監聽票，直到114年9月拘提。由於本律師承辦詐欺洗錢相關陪偵案件其實也沒那麼多，屈指可數，尤其在112年底之前一隻手數得完，所以警察提示相關卷證時很好特定我這個案子的起頭就是暱稱「D」之對話紀錄。

警察除非另有偽造證據，否則得以請監聽票的內容就只有暱稱「D」勸我當事人連先生不要到案的對話紀錄，別無其他可能。而該監聽票怎麼核過的？我其實也不知道，只是聽說台北地院有一個股別過票率奇高，律師界人稱橡皮圖章股而已。

話說回來，洩密罪其實不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所規定可以監聽的罪名，而我所收到的監聽票，上面記載的罪名是刑法詐欺罪。律師擔任辯護工作，究竟要怎麼構成刑法詐欺罪，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依據檢警諭知的罪名推估，是以參與犯罪組織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來過票。

可是呢，一個暱稱「D」的群組對話，只是告訴我的當事人連先生到案可能會被羈押，到底如何推得可能涉犯詐欺取財罪之結論？這樣請監聽票的過程，難道沒有違法監聽的疑慮？難道沒有偽造文書的疑慮嗎？如果這樣的論理得以成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其實就是具文，廢掉算了，改成任何案件都可以監聽就好。明明不能監聽的案件種類，被檢警搞成可以監聽，這叫做法治國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