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环龙路上“国共群英会”
1924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共两党精英汇集申城，供职于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取得了值得铭记的历史功绩。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直接产物，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为两党共同推进国民革命的重要历史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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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精英共同执掌上海执行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议决“除广州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外，其余特别区，如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皆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到各地组织执行部，指挥监督各地党务之进行”。
在选定的五个执行部中，哈尔滨和四川两处执行部最终没有建成，汉口执行部旋遭湖北军警冲击，不久终结。上海执行部遂成为国民党中央驻地方的两大执行部之一。就管辖范围和影响力而言，上海执行部“管辖苏、浙、皖、赣四省党部外，并鄂、川、湘、黔之党务亦须兼顾，职务非常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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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的上海，无论经济或政治，在全国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与北京、广州无甚轩轾”。国共两党都将此地视为发展革命势力的重要区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上海执行部的顺势而建，自然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于是，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等被派往上海执行部任职，中共方面更是挑选精兵强将进入执行部，与国民党开展合作。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罗章龙、沈泽民、王荷波、向警予等中共党员开始担负起上海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作为上海执行部办公地点的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一时间人杰纷至、精英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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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埔军校选送徐向前等优秀人才
1924年3月1日，上海执行部正式开始办公，至1926年1月宣布撤销。在22个月的存续时间里，执行部内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下，广泛宣传普及民主革命思想，领导工人罢工运动，壮大了两党组织，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并成功组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也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坚实基础。其中，上海执行部负责黄埔军校招生的工作，则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的典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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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海执行部成立伊始，黄埔军校的筹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军校一期招考规定，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关，第一关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关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关是军校的总考试。作为国民党最大、最早成立的中央派出机构，上海执行部被指定负责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的招生复试工作。经执行部部务会议商定，共产党员毛泽东和国民党员孙镜成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他们选定上海大学作为招生考试地点。
上海大学由国共合作创办，共产党人实际主持，是宣传革命思想的前沿阵地，并且与执行部联系密切，在9人组成的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中，就有7人在上海执行部任职。这无疑为军校招考的实施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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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孙两人的主持下，部内国共两党党员纷纷行动起来，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招生工作。在考试过程中，戴季陶、邓演达、茅祖权等担任点验，施存统、陈望道、恽代英等担任监场。考试完毕后，由戴季陶批阅国文卷，邓演达批阅算学卷，“鉴别去取，复经谢持评定甲乙”。最终，经过上海执行部的严格把关，一批优秀军事人才脱颖而出，奔赴广州黄埔岛，其中就包括徐向前、胡宗南、黄维、杜聿明等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著名将领。
毛泽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在上海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和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刚过而立之年，意气风发。在中共三大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兼秘书，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职务身份明显突出，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在执行部发挥作用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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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民党组织上鱼龙混杂的涣散状况，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着手对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发给党证。组织部长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事务繁忙，组织部的具体工作实际上就压在了秘书毛泽东的肩上，因此毛泽东又被人称为“代组织部长”。在主持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有些国民党党员在重新登记时有意摆架子、论资历，认为年纪轻轻的毛泽东“不配问我们的履历”。对此，毛泽东既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注重方法策略，刚柔并济，巧妙地化解了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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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毛泽东顶住执行部内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和打击，为推进国民革命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繁重的工作让他经常伏案至深夜，以致身体每况愈下，最终积劳成疾。1924年年底，毛泽东返回湖南养病，结束了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