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4 月 18 日下午，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900 号讲堂坐满了五百多名华人。讲座全程中文。主持人说，这或许是近几年东京大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华语讲座。

他们来听龙应台讲《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这本书 2009 年在台湾出版，是华语世界关于 1949 年前国共内战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之一。它在中国大陆是禁书。十七年过去，简体字版首次问世，出版地不在北京，不在香港，而是在东京。出版社是一家由”润日”华人创办的出版社”读道社”。同一周，日文版也由白水社推出。

龙应台开场说：”这次简体字版和日文版都在东京出版，真是饶富历史讽刺意味。”

但是，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在听完这个讲座后，让人感到更加尖锐。

龙应台是谁

龙应台 1952 年生于台湾高雄，祖籍中国湖南，父亲为 1949 年随国军迁台的国民党军官，属所谓”外省人”第二代。70 年代末赴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3 年回台任教。1984 年起在《中国时报》连载《野火集》，时值戒严末期，被国民党当局点名批判，一举成名。1986 年移居欧洲，在瑞士、德国生活逾十年，曾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1999 年回台，应马英九市长之邀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2005 年创办龙应台文化基金会。2012 至 2014 年任中华民国首任文化部长，任内推动景美人权博物馆扩建与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的转型正义平台。

40 年来，她一直站在公共议题的前沿：被国民党批过，被共产党批过，被绿营批过，2019 年起由于支持香港自由的言论，所有书籍在大陆被下架，最近几年由于她的反战言论，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又被广泛批评。作为作家，她著有散文、评论、小说三十余部，如果列当代华语界文笔最好的作家前五名，她肯定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她巨大的影响力，她的观点值得被严肃商榷。

争议

2025 年 4 月，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核心论点有二：一是在特朗普公开羞辱泽连斯基、削减对乌军援之后，台湾不能再把安全寄托于”倚美”的幻觉；二是既然军事对抗不现实、外部保障不可靠，台湾应当主动开启一场全社会的讨论，”以某种方式与中国大陆和解”，这是她认为保障自由与和平的唯一路径。

文章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弹。反对的理由并不只是”亲中”这么简单。台湾前驻德代表谢志伟等人指出，文章把海峡紧张的责任主要归在赖清德一方，却回避了压力的真正来源；更多读者认为，”和解”在具体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以何种条件进行、对方会不会对等回应，文章始终没有给出答案，因此在台湾民意里，它被读成一种包装过的”先投降再谈和平”。

大陆作家李承鹏的批评则更直接：他指出”除了战争疯子，正常人谁会反对和平”。这本身是一句正确的废话，真正的问题是战争的发起方与承受方不能各打五十大板；若照”战争责任双方都有”“强者一方责任更大”的逻辑推下去，就等于把击败希特勒的盟军、击溃日本的美军也一并道德降格，也可以为米洛舍维奇、胡塞武装这类以弱者身份示人的恶势力辩护。他认为，这种”只要和平、不论是非”的姿态，在今天的丛林现实里不但无力，反而可能有害。

战争是最糟糕的吗？

讲座题目六个字：”当战争不结束”。她讲了对战争的四种视角。第一种是战前，距离万丈深渊还有”一步之遥”，可以选择。第二种是战中焦土视角，已经掉进流沙、掉进战场，谈的全是策略，你死我活。第三种是战后。1918 年结束的一战的德国赔款一直赔到 2010 年。战犯审判，胜者审判败者。第四种是”白骨视角”。战胜的也是白骨，战败的也是白骨，最终都是某人的兄弟、某人的姐妹。比如书里写到的 1947 年孟良崮一战，国军三万二千人被歼，解放军一万二千人阵亡，”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如今 79 年过去，单单孟良崮一个战场，他们的白骨”没人知道，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纪念”。

但是，为什么这样看上去无法反驳的反战观点，反而在中文读者群里引起反对和反感呢？

我觉得原因有二。

首先，如果真的要把白骨视角彻底贯彻到底，就会碰到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战争会产生白骨， “和平”就不会吗？

我们当然要反对战争，但是如果现实是”和平”掩盖下的大规模、体系性、长时间的暴力，这样的”和平”就更好吗？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吗？

中国大陆的确从 1949 年起就进入”新中国”了，就”和平”了。但是：

1957 年反右，55 万人被打成右派，多数下放劳改、家破人亡，相当部分死于狱中或迫害。1959 至 1961 年的大饥荒，杨继绳《墓碑》给的保守估计是 3600 万人非正常死亡。荷兰历史学家冯客估到 4500 万。这超过了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数。是一场没有日军、没有国军、没有炮火的无声的杀戮。文革整十年，叶剑英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内部讲话给的数字是：”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 2000 万人，浪费 8000 亿人民币。” 广西武斗期间发生的”广西吃人”事件，1980 年代被作家郑义在《红色纪念碑》里依据当地清查档案详细记录，确认有 421 人在政治迫害中”被吃”。这不是隐喻。是真的吃人。开膛、煮、分食。这是体系性、有组织、在”和平时期”的吃人。

战争里的死亡，多数是一颗子弹。专政时期对人的折磨，可以无声，残酷，拖几十年，而且到现在仍在进行（2026 年中国大陆关押了最多的政治犯和记者）。

战争的死亡有数字、有日期、有战犯、有国际法庭。专政在和平时期造成的死亡呢？没有数字（不允许统计）。没有日期（不允许追思）。没有战犯（2026 年的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泽东的像）。没有法庭（应该是被告的，现在掌握了立法、司法、行政所有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焦土”。它焦的也许不是炮火烧过的土地，但是真实持续的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和追责的可能性。

白骨视角固然重要，但如果只看战争是不完整的。和平时期对普通人的大规模体系性暴力所留下的白骨，至今没有被公认的词汇容纳进来。

第二，反战的呼吁，听众是谁？

反战真正的呼吁，应该对侵略者，而不是被侵略者。所以龙应台对台湾的呼吁，就像让乌克兰反战一样令人尴尬。

珍视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体制的台湾人反感这个视角，受够了中共暴政、润到日本的大陆人，也无法共情这个视角。

4 月 18 日坐在 900 号讲堂里的华人，应该没有一个是”想要台湾成焦土”的人。那天的听众，是亲身经历过另一种”焦土”的大陆华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 1949 年到今天，唯一一场打赢的”战争”，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用坦克在长安街上碾过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八九六四之后，整整一代大陆青年的政治可能性被坦克轧死。三十七年过去，至今不能讲。

当天有人飞五个小时来东京听她讲话，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战争可怕。是因为他们费尽全力逃离那个比战争更可怕的”和平”。

三个错位

这场演讲的框架里，听上去都很合理， 但仔细回想有三个很有误导性的错位。

问题一：当欧洲的对照搬到今天的中国大陆。

她在演讲里花了很大力气讲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这个 1919 年成立的民间组织，运行 107 年，在 45 国建了 830 座墓园，安葬 280 万具白骨。她引此说：”战争结束了，你才可能去追悼。” 似乎在说：只要没有战争就可以追悼了。

但请把这个对照放回中国大陆，所谓的和平时期。2008 年汶川地震里因豆腐渣校舍倒塌死的几千名学生，发起遇难学生名单调查的谭作人被判五年。2011 年温州动车事故 47 死，事发当晚现场即被埋车销毁证据。2022 年东航 MU5735 在广西梧州坠毁 132 人，调查结果至今不公开。历年中国的矿难，从未有过受害者名单。更别说从中国武汉开始的COVID疫情， 由于故意的掩盖信息，误导公众，极端封城到突然放开，三年间死了多少中国人，到今天也没有可信的统计。

汶川地震遇难儿童家长

所有处理方式都一样：让家属闭嘴，删帖，封号。 没有一个有完整受难者名单。没有一个允许像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那样的民间组织成立。

把德国的例子搬到中国大陆，第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连和平时期的死亡都不允许被记录、不允许被追悼的体制里，”等战争结束了再追悼”是不是一个可以兑现的承诺？

问题二：把 1915 年欧洲的处方开给 2026 年的台海。

她拿罗曼·罗兰为自己背书。1915 年一战中，罗曼·罗兰作为法国人反战、被举国指控为”卖国者”。她说她现在面对的处境与之相似。

但 1915 年罗曼·罗兰所处的，是法国和德国，两个体量相当、都没有专制的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他在两个对等的国家之间呼吁停手，他的德国朋友黑塞同时在德国国内呼吁停手，是两边镜像的处境。

2026 年的台海不是这样的对等。一边是公民社会、有民主选举、有新闻自由的台湾。另一边是党国一体、否认普世价值、否认台湾主权、明确写在党章里要”祖国统一”的核大国。如果罗曼·罗兰生在 2026 年的北京，写他的反战文章，第二天就消失。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连出版社都不会签。他自己被”寻衅滋事罪”投入大狱都有可能。

把 1915 年法德对等关系下的处方，开给 2026 年台海这种结构性不对等，是一种严重的议题误置。这个“处方”的有效性，是需要被严肃讨论的，不能由”我把历史看得长一点”一句话回答。

问题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并不适用。

在 1984 年的台湾龙应台可以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虽然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戒严末期，这篇文章竟然可以合法出版。这件事情放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以想象的。不仅不可能出版，作者、编辑、报社、印刷厂整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会被解职、处分、罚没甚至被迫关门。所以龙应台是无法想象听她演讲的大陆听众所知道的这些现实的。她最后呼吁每一个人理性和独立思考，似乎在隐晦地指责听众没有理性和独立思考，或者……没有足够生气。

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人已经很生气了，而且一直在生气，只是他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最强大的一个独裁专政、对普通老百姓专政的暴力机器。

林昭生过气，写血书，1968 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枪决，家属事后被通知去交五分钱”子弹费”。遇罗克生过气，《出身论》写完，1970 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枪决。张志新生过气，1975 年处决前行刑队割断了她的喉管。刘晓波生过气，《零八宪章》换来 11 年判决加 2017 年的狱中肝癌。许志永生过气，2023 年判 14 年。709 律师 2015 年起约 300 人一夜被抓。白纸运动那批 2022 年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到今天还有人没回家。

生气的代价是枪决、绞舌、肝癌、十几年的牢、消失。

一个发动战争的政权，叫 War Criminal。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至少都开过。

一个在”和平”时期、在自己国土上、对自己国民、几十年体系性杀人的政权，应该叫什么？

或许应该叫它 Peace Criminal——和平罪犯。 一个国际词典里至今没有的词，因为还没有任何机构准备好审判这样的存在。这种“和平”只是外表的遮羞布。它杀人不见炮火、不出名单、不留遗体、不许追思。它专门挑选无声、无痕、无法追责的方式，因为在现在的国际语境里，似乎只要没有”发动战争”，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罪行，在北朝鲜、古巴、伊朗、中国一直上演，但是世界都选择了视而不见。龙应台的文章还在呼吁和这样的”和平罪犯”妥协，让这样的”和平”去统治台湾。

谈和平、谈和解、谈”包容理解合作”，无论这些词在抽象层面多么正当，都需要先回答一个前置问题：当对话的另一方是一个和平罪犯，一个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持续制造无名白骨的体制，那么，和解的内容、理性的对象、对话的可能性，分别意味着什么？

这个前置问题，是这场演讲未触及的。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性”

商榷到这里，必须正面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是龙应台讲的那种”理性、和解、包容”，那我们要什么样的理性？

第一，战争当然恶，但不一定是最大的恶。避免战争也不是一切代价都可以付的。专政”和平”造成的人伦灾难，从烈度、广度、体系性看，从来不亚于战争，多数情况下大于战争。并且比战争更难追责。有这个底线，才能避免被”维稳和平”绑架。

第二，理性的对象是谎言，不是被谎言压住的弱者。要识破的，是极权政权对人权的大规模、长期的压迫和迫害，是信息封锁、是对世界普世价值秩序的 information warfare、是中共把朝鲜、伊朗、俄罗斯这三个对自己人民最狠的独裁政权，拉到一起搞 9.3 阅兵。那种”和平”，值得纪念吗？ 真正的理性是用来戳穿这种”和平”的虚伪和欺骗，不是用来劝鸡蛋更柔软。

第三，站位。要站在那些为公民社会、新信息体系努力的人那一边。要站在那些写血书的、被判刑的、被消失的人那一边。无论是台湾的、从大陆”润”出来的、在日本的、在美国的、在欧洲的人，只要支持普世价值，基本人权，站在普通人福祉的一边，那就都是同路人。

日本能容下 4 月 18 日这场全程中文的演讲，能容下”读道社”这样的中文出版社，能容下白水社把一本中国大陆的禁书印成日文。这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对和平最大的贡献，不是请弱者克制，是让侵犯者的罪行被看见、被命名、被约束。

回到开篇。

龙应台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简体字版同时在东京出版，”真是饶富历史讽刺意味”。这句话是对的。但这个讽刺背后，还有更长的一段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的历史。

必须绕一圈到东京才能让大陆读者读到简体字的，并不只是 1949 年那场战争。

1949 年之后的 77 年里，那个”没有战争”的国家持续在堆出比 1949 年前还要大的一堆白骨。至今不能被命名、不能被统计、不能被追悼。至今有大量的文字无法出版 ，历史无法记录，大量的知识分子，人权律师无法发声，也无法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这堆一直还在越堆越高的白骨，龙应台的简体中文书，也不至于只能在日本出版，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