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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來信要求刪除「觀塘女督察自轟報道」
KongHub拒刪並質疑錯引《私隱條例》及英文來函失當
KongHub今日（3月11日）表示，收到來自香港警務處的電郵，要求將一篇涉及「觀塘女督察自轟」的報道下架。來信指，有關報道涉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4(1)條，並要求網站安排移除或封鎖相關頁面。
不過，KongHub在諮詢法律意見後，決定拒絕刪除，並公開指出：警方今次援引的法律條文，與報道所涉情況至少在表面上並不吻合；若當局真認為事件涉及所謂「起底」或違法披露個人資料，法例下其實另有更明確的法定處理機制。
根據香港現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私隱專員公署資料，第64(1)條的構成元素包括：披露的資料必須是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資料使用者」，並且披露者須有意圖藉此獲取金錢或其他財產利益，或使資料當事人蒙受金錢或財產損失。這並不是一條只要公開姓名或識別資料便自然觸犯的條文。
警方來信內容：要求移除涉案文章
KongHub公開的警方來信寫道，警方在「cyber patrol」期間發現網站刊登關於一名女警以手槍自殺的帖子，並指文章刊登了警員全名及警員獨有識別編號，屬「fabricated story」，同時聲稱有關披露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網站社群標準。
惟就法例本身而言，警方今次最受質疑之處，不在於它有沒有不滿報道內容，而在於其所引用的條文與實際法律門檻之間，似乎存在相當明顯的斷裂。
私隱條例第64(1)條：關鍵不只是「有無公開姓名」
私隱專員公署官方資料清楚列出，第64(1)條所針對的，是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資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並且具有金錢或財產利益／損失的目的。
至於2021年修例後另增的第64(3A)及64(3C)，才是通常公眾理解為「起底」罪行的主要條文，焦點在於未經同意披露個人資料，並有意圖造成或罔顧是否會造成「指明傷害」。
所謂「指明傷害」，包括騷擾、威嚇、身體或心理傷害、令當事人合理地擔心其安全或福祉，以及財產受損等。
換言之，若警方真正要主張的是「起底」或造成騷擾性傷害，理論上更貼近的，反而可能是第64(3A)或第64(3C)所描述的法律框架，而不是第64(1)條那種涉及資料來源及財產利益／損失意圖的舊有結構。
KongHub因此質疑，警方今次直接以第64(1)條要求下架，至少在法理層面上有偷換概念之嫌。
若涉「起底」內容 法例其實另有正式機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私隱專員公署官方資料亦說明，2021年修例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賦權私隱專員就涉嫌「起底」內容發出 cessation notice，即停止披露通知，要求相關平台、服務供應商或其他能夠採取停止行動的人士，移除或限制有關內容。
這套法定機制，是修例後專門為網上披露個人資料而設。
也就是說，若當局認為某篇網上文章構成法例所指的「起底」內容，法例並不是只剩下一封普通電郵「要求刪文」這種做法。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來信文本來看，這封電郵是由香港警務處網罪科人員發出，而非私隱專員依據法定權力所發出的 cessation notice；兩者在法律性質上並不相同。
若只是一封自稱為調查一部分的來函，而非條例下的正式通知，其法律後果與法定命令並不能混為一談。
警員姓名及編號 是否當然等同私人私隱？
KongHub另一個核心論點，是警員姓名及警員編號本質上屬於執行公職時的身份識別，而非當然等同私人生活範疇下的敏感私隱。
這一點雖然不能簡化成「凡公職人員資料一律不受私隱保障」，但在公共角色與私人領域之間，法律與新聞實務一向承認存在明顯區分。尤其當事件本身涉及警署內槍械、自殺、內部管理、警隊文化以及公眾對持械執法人員的監察問題時，相關資料是否具有公共利益，便不能僅以「有姓名」三字便直接抹去。
今次事件正正落在這條敏感但重要的界線之上。若KongHub所刊內容確有失實，警方最直接、最有說服力的方法，理應是提出具體澄清、反駁錯誤事實、補充官方版本，甚至在必要時採取清晰而適切的法律程序；而不是用一條表面上與事件要件並不吻合的條文，向媒體或平台發出帶有刑事陰影的下架要求。
公共利益與新聞自由：問題不止一篇文章
從新聞自由角度看，今次事件之所以重要，不單因為它涉及一篇報道會否被下架，而是它反映了一種更值得警惕的趨勢：當公權力部門面對未經官方控制的資訊流通時，是否正在越來越傾向使用模糊、擴張、甚至錯配的法律語言，去達到資訊壓制的效果。
這並不表示傳媒可以任意捏造事實，但至少代表：公共權力、公共機構及具公共安全影響的事件，本來就應接受較高程度的外部審視。
尤其當涉事者是持槍、執法、耗用公帑並掌握強大公權力的部門，其面對質疑時更應該做的，不是以模糊法條要求刪文，而是拿出足以服眾的事實、程序與解釋。否則，愈是急於掩蓋，愈容易令公眾相信：問題不止在於一篇報道，而在於當權者究竟如何理解法律、對待監察，以及面對不受控制資訊時所流露出的本能。
警方英文來信的文法及用字問題
除了法例引用惹人關注，警方這封英文來函本身的寫法，也出現多處相當明顯的文法與行文問題。這些問題未必直接影響法律效力，但卻會削弱來信的專業性、準確性與說服力，甚至令人懷疑發信者對其所作指控是否經過嚴謹審核。
首先，主旨或開首句所寫的 “Request for Takedown the domain” 並不自然。較正確的英文應是 “Request for Takedown of the Domain” 或 “Request to Take Down the Domain”。現有寫法把 “takedown” 當名詞使用，卻又直接接上一個受詞 “the domain”，結構不完整。
其次，來信中一句 “Police office committed suicide” 顯然是拼字或用字錯誤，應為 “Police officer” 而非 “office”。在一封涉及刑事指控、要求移除網頁內容的正式信件中，將 “officer” 錯寫為 “office”，不是細枝末節，而是足以反映草擬粗疏的錯誤。
再者，“shooting herself with handgun” 亦欠缺冠詞，較自然及正確的寫法應為 “with a handgun”。
“for your ease reference” 同樣不合常規，標準寫法應為 “for your easy reference” 或更正式的 “for ease of reference”。
至於 “Please arrange taking down / blocking the following suspicious domain” 亦頗為生硬，較妥當的寫法應是 “Please arrange to take down or block the following domain/page” 或 “Please take steps to disable access to the following URL”。
此外，信中先說明是在特定文章頁面發現內容，後文卻改稱 “above domains were administered by your company” 及 “following suspicious domain”，將單一文章網址、網頁、網域名稱混作一談，概念層級並不一致。這不單是英文問題，更涉及技術與法律對象是否界定清楚：要求移除一篇文章，與要求整個網域封鎖，後果完全不同。
「fabricated story」用語過於武斷
更值得留意的是，來信中把相關報道直接定性為 “fabricated story of why the Police officer committed suicide”。
若警方真正仍在調查事件，這類用語本身就相當進取，因為它不是單純說「內容未經證實」或「涉嫌失實」，而是直接斷言為虛構。從謹慎執法及專業公文角度來看，更中性、也更常見的寫法應是 “allegedly false”, “unverified”, “misleading” 或 “contains unsubstantiated allegations”。
警方若尚未經司法程序或正式裁斷，便在來信中率先把文章定性為 fabricated，既可能引起偏頗之嫌，也令整封信更像立場陳述，而不是嚴謹的法律通知。
KongHub的立場：有待核實內容已清楚交代
KongHub方面則表示，相關報道已清楚註明部分內容來自單一消息來源，某些細節尚待核實，並無將所有內容包裝成官方確認事實。
這一點亦是新聞法律風險判斷中的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傳媒報道並非只能刊登法院已裁定之事，否則大部分調查報道都不可能存在；關鍵在於，它有否刻意捏造、是否有交代消息基礎、是否將未證實內容冒充為鐵一般事實、以及有否容許回應與更正空間。
若當局認為某些部分失實，最合理的做法，原應是針對具體段落逐點澄清，而不是先把整篇文章與整個網址套上「可疑」與「違法」標籤，然後要求平台下架。
事件反映什麼：錯引法例、程序含混、專業不足
總括而言，今次香港警察向KongHub發出的刪文要求，至少暴露了三個層面的問題。
其一，是法例引用是否精準。第64(1)條有其特定構成元素，並非凡公開姓名、編號或令官方不快便可適用。
其二，是程序與機制是否恰當。若主張屬「起底」內容，私隱條例修例後早已設有由私隱專員主導的停止披露通知制度；普通部門來信與法定停止通知並非一回事。
其三，是專業與可信性問題。今次電郵無論在英文文法、法律陳述、技術對象描述以至定性措辭上，都有明顯粗疏之處，難免令人質疑整封信是否足以承載如此嚴肅的法律要求。
結語：在正常社會，警方不應以錯配法條要求傳媒收聲
在一個正常社會，公眾不會因為警方不高興，便自動失去追問公共事件的權利；傳媒亦不應因收到一封錯引法例、程序含混、文句粗疏的電郵，便被迫噤聲。
尤其當涉事者是持槍、執法、耗用公帑並掌握強大公權力的部門，其面對質疑時更應該做的，不是以模糊法條要求刪文，而是拿出足以服眾的事實、程序與解釋。否則，愈是急於掩蓋，愈容易令公眾相信：問題不止在於一篇報道，而在於當權者究竟如何理解法律、對待監察，以及面對不受控制資訊時所流露出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