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n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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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I-Chen Lin/Office of the President/Flickr/CC BY 2.0

「我們老闆常誇口說: 他賺錢像水崩山; 我們拿他薪水的，人賺錢像龜爬壁。」

                                                 —–摘自台灣作家楊青矗小說《龜爬壁與水崩山》, 1978                    

在台灣位於非洲的唯一邦交國史瓦帝尼王國，石油與金錢的巨大魅影漂浮在普札莫雅 (Phuzumoya) 荒蕪的農地上，台灣海外投資開發公司 (OIDC) 即將施工興建的戰略儲油槽設施被稱為史國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工程。

這一工程原先曾由美國及南非公司承接，但由於史國各界對貪腐內幕的質疑，以及政府資金的不足，一再陷入停擺。2018年前總統蔡英文在訪問史國後宣布推動「非洲計畫」，曾傳出由中鼎集團 (CTCI) 開始介入制定儲油槽新方案，後來又由民進黨政府賦予援外工程重任的台灣海外投資開發公司接手。

史國是台灣對非洲外交的橋頭堡，就在去年中國國營企業拿下史國1.65億美元的穆帕克尼水壩 (Mpakeni Dam) 項目后，前總統蔡英文也很快在訪問史國時正式簽約承攬儲油槽工程，並在今年4月24號正式啟動興建​​，預計將在3年後完成。

普札莫雅的土地上原本有20多戶家庭，史國大部分鄉村人口都居住在這種由國王擁有的「族有土地」上，國王或負責管理的酋長可以輕易將這些土地從農戶手中收回。農户們在2013年土地被徵收後便開始爭取補償及安置，但官方只在2016年按照棉花收成價給過一筆補償金，民眾至今未爭取到替代的土地。在疫情期間，酋長曾邀請台灣官方前往當地發放白米、農產品及清潔洗手液—史國政客經常用台灣物資來攏絡民心。

史國民主派民眾對這個「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工程」的黑箱決策感到憤怒。史國石油公司 (ENPC) 總裁在國會表示2023年早先的招標結果是1.2億美元，但由於「台灣隨後表示出興趣，政府要求史油聽聽台灣的想法」，儘管台灣的方案價格達到5.2億史鍰 (3.8億美元)，但原本較低價的方案隨即被拋棄，由海外投資開發公司得標，雙方於是快速簽署合約。

就像之前的美國及南非公司，海外投資開發公司的得標也在史國議會及社會各界引發爭議，但除此之外，更加上了史國民主派民眾對於長期以來台灣政府支持史國王權專制的反感。或許會讓許多台灣人驚訝的是，在這種時候史國民主派往往會認為中國才是「民主盟友」—儘管史國民主派媒體很快也發現新來到的中國企業也充滿各種問題。總之​，台灣储油槽工程不斷遭受貪汙、高昂預算及居民迫遷的批評，就如同中國水壩項目也被質疑腐敗、圖利外國企業，並由於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多次停擺。

有時在史瓦帝尼的批評者眼中，台灣與中國的形象顯得交疊模糊，例如著名的民主派媒體編輯茲維里.馬汀.德拉米尼 (Zweli Marin Dlamini) 在2023年的一篇評論中，指出中企水壩工人遭受的對待，他在台商紡織工廠裡工作時也已經體驗過—紡織成衣業台商一直是史國最重要的製造業雇主，但也被詬病造成嚴重剝削。

紡織業台商的勞動剝削體制是戒嚴時期高壓統治的產物，而其逐漸向境外轉移則與1980年代之後台灣社會生活水平進步、政治民主化、勞工待遇提升同步，「血汗台廠」在史瓦帝尼的存在因此可說是國民黨威權體制塑造的「遺產」​。然而台史經貿關係也不只是那個時代的延續，隨著外交關係持續升溫，最近史國政府已宣布將新建據說面積高達158公頃的台灣專屬工業園區。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或許應該拋開官方發布會與新聞稿的美好宣傳，實際檢視一下台灣企業多年在史國所造成的影響。

「血汗台廠」裡的史國紡織業女工

幾年前鄰近史國的賴索托台商成衣廠曾因性騷擾、虐待勞工等問題受到國際媒體報導，並引發Levi′s牛仔褲、好萊塢影星凱特.哈德遜 (Kate Hudson) 的Fabletics等知名品牌加入供應鏈人權治理措施，相較來說雖然史國成衣業台商也經常遭遇爭議，但幾乎都只有史國媒體報導，很少受到國際媒體重視，在台灣通常也只有外交單位或紡拓會、外貿協會的商情網站會發佈簡短的消息。

得知台商成衣業在史國長期引發的爭議​，我請史國人權組織的朋友帶我去探訪一下，我第一位遇見的女工是L，她在家門旁與我談話，這是工廠附近常見裝修為多隔間租給工人的水泥平房，她五歲的兒子偶而從昏暗的屋裡探頭張望。在我所接觸的幾位女工當中，她的經驗是非常典型的。

她從附近山區的鄉村來到這裡工作—恩赫朗阿諾 (Nhlangano) 是史國南部最重要的城鎮，也是全國紡織工廠的兩大集中地之一。在史國鄉村由酋長支配管理的族有土地，即使傳統上每家負責耕作的通常是女性，但女性總是必須依附於丈夫才能分到耕地。L的前男友到鄰國南非打工後已經失去聯絡，後來她像很多朋友一樣開始到工廠求職。

要獲得工作並不容易，到紡織工廠謀職通常必須通過廠區的警衛，她表示自己還算是幸運的，沒有遇到警衛要求以性換取工作機會。有許多求職者即使順從了警衛的要求後仍然還是沒有得到工作，還有些警衛可能會傳染性病或愛滋病，女工都只能忍受下來，也有很多人為了經常需要請假領藥或看病 (廠方經理並不樂意批准)，而導致翹班、失去工作。

由於語言隔閡，我難以與女工在相關問題上討論太多，但陪同我的人權工作者M告訴我，有許多女工由於貧困而從事性交易，另一個紡織工廠重鎮瑪沙壩 (Matsapha) 十多年前興起時，就曾經在河流中發現大量死胎而引起社會爭議，這種狀況正是使得愛滋病流行的條件。史國的人口中有大約25%感染愛滋，由於「美國總統緊急援助愛滋計畫」(PEPFAR) 所提供的藥物才得以抑制發病；在近期川普政府終止及削減對外人道援助措施後，愛滋檢測及治療已經遭遇重大危機，目前許多病友及民間組織都在試圖自救，但情況不容樂觀。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紡織廠的薪水是否能讓女工至少有機會自立？L的朋友S說她把小女兒留在村裡給父母照顧，自己帶著兒子出來打工，她所租的房子是史國常見的泥木屋 (mud and stick house)，用泥土塊填塞到許多木棍之間而建成，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聞傳出這類房子不幸垮塌的事件。她比L更努力工作，每天完成5、6百件的成衣布件，追求超標拿到獎金，她希望能租上更好的房子，還需要盡量拿錢回家給父母。

女工們的薪資遠遠比不上白領，雖然超過自耕農或家政工，但無論如何只能勉強支持生活。有些女工的月收入只有約1400史鍰 (82美元) 甚至更低，少數較好的則在2000到2400史鍰 (130美元) 上下。L每月的房租約為30美元，電費約13美元，托兒費是15美元，交通費為15美元，奶粉與紙尿布錢加起來可能接近40美元 (根據統計顯示，紙尿布往往是史國低收入戶最大的開支，尤其是女性的沉重負荷)。答案是，女工靠這份薪水仍然很難生存。

台商工廠的管理是嚴峻的，1990年代社會學家龔宜君與王宏仁分析台商在海外的勞動體制是通過族裔分工的，這種模式延續至今。S說工廠的生產線監督員來自亞洲，不會說史瓦帝語，但是首先學會的就是「用史瓦帝語的髒話罵人」，廠方設定了每日生產目標以及獎懲機制，由監督員隨時監視與喝斥她們達成目標，2014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70%的工人都遭受過言語或肢體暴力。在很少數的情況下，女工們也見證監督員本身受到的壓力，有一名監督員似乎無法適應工作環境但又無法回國，L同情地說她後來精神失常了。

台商作為史國紡織業的最大雇主，將這種勞動體制帶入史國已經有25年，事實上作為史國僅次於政府機構的第二大就業部門，紡織業成為了各種衝突爭議源源不絕的爆發點。自從2000年開始，史國工聯 (SFTU)、史國聯合工會 (ATUSWA)、史國製造業與相關工人工會 (SMAWU) 等組織便長期與台商進行談判與對抗，爭取工資調漲、加班費、改善工作環境等等，經常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

過去25年來，台商紡織廠對數十萬名勞工以及史國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並不只單純是關於台灣政府外交戰略的支持，而更是形成於戒嚴時期台灣紡織業的企業經營模式，嫁接到了史國部族封建式的政治經濟體制當中，而這種體制又受到南非殖民歷史的塑造。

當兩個「國民黨」相遇在「班圖斯坦」

台商紡織業在史瓦帝尼的存在，很大程度是由於史國的鄰國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曾有大量台商投資設廠。當時南非的執政黨同樣名為「國民黨」，與台灣的國民黨同樣建立了保守威權的壓迫體制，而且兩個「國民黨政權」從1970年代開始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很多台商在前往史國之前，原本都在南非。最早期受到國際媒體報導的一個案例，是1986年有南非台商由於美國通過的《反種族隔離法案》制裁南非貨物，在史國設立了專門改標籤「洗產地」的加工廠，老闆遭到查獲後潛逃。1986年是個關鍵的時間點，經濟部發行的《史瓦帝尼投資環境簡介》雖然沒有提及上述加工廠，但也列出該年度成立的一家機械公司是台商在史國最早的製造業投資案例。

南非的國民黨由於推行種族隔離政策，殘酷地剝奪佔人口大多數的黑人及有色人種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引發國內外大量的反抗及批評。在1970年代，就像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發現黨外民主運動逐漸茁壯，並面對退出聯合國及中美斷交的打擊；南非國民黨政權也發現國內的反種族隔離運動難以遏止，國際上的制裁使得南非越來越孤立​，而且周圍的非洲國家已經紛紛去殖民化，兩次石油危機更嚴重削弱了其經濟。

兩個國際地位滑落的「國民黨政權」於是走到了一起，1980年3月行政院長孫運璿率部會首長訪問南非會見總理P. W. 波塔，雙方簽署協議建立國防、科技等領域的合作關係，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允諾在外交場合支持對方，南非政府給予台灣人「榮譽白人」地位，並出售鈾給台灣；而波塔在幾個月後也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訪台，在政治方面雙方發表了反共聯合宣言​，在經貿方面南非對台積極啟動招商—台灣與南非的一個關鍵差異是，台灣受益於製造業出口擴張而達成經濟起飛，但依靠出口礦產而非消費性產品的南非經濟正在走入下坡路。

南非國民黨決定嘗試新自由主義處方，用「班圖斯坦」(Bantustan) 的黑人廉價勞工來吸引外商。所謂「班圖斯坦」是「班圖人」(黑人)的保留地，其中科薩人的特蘭斯凱 (Transkei) 以及西斯凱 (Ciskei)、茨瓦納人的博普塔茨瓦納 (Bophuthatswana)、文達人的文達 (Venda)被宣告為擁有自己文化的獨立國家​，由部族酋長轉型的獨裁者進行統治，但明顯班圖斯坦絕不是獨立的、基於傳統領域的原住民族自主国家，而只不過是「工業區附屬的超大型宿舍區」(由白人或「榮譽白人」經營的工廠位於南非境內，因此黑人勞工必須每天「出國」上班，然後下班就要「回國」)​​。南非國民黨政權宣稱班圖斯坦已經完成解殖，但實質上是全面分化和控制黑人勞工，這些「國家」很快受到國內外的抵制，但卻不包括台商。

班圖斯坦切合了台商的需求​。紡織及成衣產品從1960年代之後就是台灣最重要的創匯來源，在1971年時曾經佔台灣出口份額達38%，但在1980年代由於工資上漲、黨外運動勃興，加上美國施壓要求台幣升值，許多台商開始決定將工廠外移；這時南非以班圖斯坦為號召積極對台招商，提供免除企業稅、高達80%的廠房租金補貼、極低的工資、壓制勞工及環保運動等各種「優惠條件」，使得台商很快成為班圖斯坦工業最大的外資來源​，台灣也成為了南非在種族隔離晚期最密切的經貿夥伴，1990年代南非台商一度高達兩千多家。

南非台商的思維及行動方式，在地理學家吉莉安.哈特 (Gillian Hart) 的《使人無力的全球化: 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權力地方》(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一書有許多描寫: 當1990年代種族隔離體制迎來終結，南非政府也不再能控制勞工運動，許多不滿的台商仍不停講述勤奮與紀律如何創造台灣經濟奇蹟，主張南非必須像過去的台灣一樣消滅工會才有前途，歧視黑人員工是「懶惰」、「不知感恩」、「還未進入文明」。工廠裡惡劣而粗暴的管理，使得員工評價台灣人「比布爾人 (主導種族隔離政權的南非荷蘭裔白人) 還糟糕」、「待我們如動物一般」，這段歷史事實上就是史國台商的前身。

在種族隔離時代末期，南非班圖斯坦工業的「優惠條件」雖然奪走史國的投資項目，但史國也開始地吸引因為制裁等原因從南非外流的產業。也是在這時候，年邁的史國國王索布札二世看到班圖斯坦的設立給史國帶來了政治機會，例如他曾嘗試幫助祖魯族班圖斯坦的國王恢復王權統治，對抗憲法下掌握實權的政府總理；而為了促成史瓦帝族的班圖斯坦併入史國領土，他不惜與南非政府簽訂秘密協定，開始幫助逮捕反種族隔離的異議份子。

換言之，就在南非國民黨政權走向末路之際，史國王室反而與之越靠越近，而且表現得也正如同一個班圖斯坦。而史國現任國王姆斯瓦提三世在1986年登基後，更是持續地抵擋南非民主化運動席捲而來的社運浪潮，維持史國王室的權力壟斷，並且在1996年南非與台灣斷交時，敞開大門歡迎想轉移生產基地的台商。

世界另一端的「苗栗大埔」​

國王及酋長掌控土地的制度是史國社會體制的基礎∶以男性為中心的所有權制度是大量鄉村無地女性來到工廠工作的原因，而透過與王室的關係獲取土地則導致台商的壞名聲，例如去年就有台商負責人獲取農場土地而造成暴力迫遷，而幾乎所有的大型工程如科技園區或戰略儲油槽都必然涉及獲取土地。台商一旦通過這種體制來打造自己的產業，也就自然要受到史國民眾批評。

普札莫雅的戰略儲油槽工程標示著台史利益結合的里程碑。在今年四月的啟動典禮上，外交部長林佳龍與史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在歡慶的氣氛中揭開儲油槽模型的布幕，華麗的宴會廳中響起官員的歡呼與掌聲。在台史「婦女創業小額信貸循環基金」的成果大會上，婦女合唱《愛拚才會贏》，一名去年獲得貸款的婦女儂芬朵.馬布札 (Nomfundo Mabuza) 帶著取名為「台灣」的女兒出席，成為彰顯台灣恩澤的象徵。

然而史國民主派的民眾並不樂意分享這份喜悅。在2013年失去土地的農戶仍然沒有獲得補償，社會各界的批評之聲也沒有消失​。事實上戰略儲油槽並不只是一個幫助經濟發展的能源設施，它也不單純是台史雙方的外交合作成果，它更是史國政府對於民主派慘痛傷口所進行的重複打擊，而台灣政府正在幫史國政府執行這種打擊，這必需通過回溯普札莫雅的過往歷史才能明瞭。

史瓦帝尼的酋長制度基本上是一種「封建領主制」，19世紀時的國王通過暴力征服、通婚等手段將其他部族酋長變成向自己稱臣納貢的附庸，有的酋長屬於最核心的統治集團，有些則具有分離傾向，國王通過不停安插、拔除酋長，以及讓酋長國相互制約來加以控制，有時候甚至一邊將自己塑造為反殖民的精神領袖，一邊也利用歐洲殖民者來對付不喜歡的酋長，這種狀況至今仍然差不多，關於酋長領地的操縱與衝突多不勝數。

普札莫雅位於史國中部的卡姆奎利酋長國 (KaMkhweli Chiefdom)，在2000年時正是這塊地區發生了史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強制迫遷事件。當時宮廷裡的一位年老的親王向史國國王提出要求，希望獲得卡姆奎利與旁邊的馬杰切尼 (Macetjeni)，遭到已定居當地200多年的酋長部族反對，最後軍警在深夜進行突襲，將反抗的兩名酋長與200多名民眾丟包到100多公里外的空地，民眾只能暫時依靠紅十字會救濟生存，酋長則逃亡至鄰國南非。這一事件引爆了民眾對專制體制的不滿，引起全國各級學校的學潮罷課​、工會的總罷工、甚至醫護人員也抵制為軍警及酋長看診，民眾要求政治改革、土地改革與改善人權狀況，成為史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之一。

史國是一個內陸國，物流運輸尤其依賴與南非的公路交通​​​，當時南非工會大會 (COSATU) 採用封鎖邊境的方法，在入境史國的公路關卡阻止卡車通過，以此來施壓史國政府，這當中特別重要的包括阻止油品的輸入。封鎖邊境進行抗爭的方法歷年來經常被民主派使用，史國財政部長瑞肯柏 (Neal Rijkenberg) 六月初在官方頻道說明為什麼要向台灣貸款3億美元建儲油槽時，就提及2021年民主派抗爭暴動影響油品穩定供應。

從以上的歷史背景可以瞭解到，戰略儲油槽所在地區並非隨便一個普通的區域。2005年時史國民主派經過法理及政治抗爭後，只有一名被驅逐的酋長及部分民眾最後被允許返回家園居住，還有一名酋長及民眾則繼續流亡國外抗爭，但史國政府從此不願意再做出讓步，並在2013年宣布在這裡建設戰略儲油槽。這再次造成了20多戶居民失去耕地，其中包括高中老師恩杜杜吉.西梅拉內 (Mduduzi Simelane)。他在2018年成為國會議員，是2021年史國的新一波民主運動「冬季革命」中的領袖，目前流亡至南非並擔任「史瓦濟蘭解放運動」(SWALIMO) 的領導人。

今天民進黨政權之所以崛起，國民黨政權2013年時在苗栗縣大埔的強徵強拆、台北市士林文林苑的都更所引起的憤怒都在歷史上起著關鍵作用。外交部長林佳龍在2020年擔任交通部長時處理台南鐵路地下化拆遷問題時，據說親自主控危機處理，就是為了避免大埔事件重演而動搖政權。然而如今在地球另一端的史瓦帝尼，戰略儲油槽工程就像是在史國民主最大的傷口上狠狠地踩上一腳，甚至還塗脂抹粉地進行美化。

用台灣社會習慣的視角來看，戰略儲油槽是公共建設需要徵收用地，可以透過給予原住戶或地主補償來解決，但問題在於史國的這種土地爭議並非只是關於公共工程，2000年時史國國王之所以將酋長國土地送給親王，主要因為該地據說是前任國王承諾給親王之母的賞賜，也與王位的繼承問題有關，其情節就像是中國明代皇室的「大禮議」或19世紀末朝鮮的王位繼承爭議，這種「宗法威權體制」跟土地開發問題結合到了一起。即使台灣可以嘗試對戰略儲油槽工程相關居民做出補償及協助，史國的封建社會體制仍然會在別的地方持續激起民怨，多年來在全國各地的衝突​​層出不窮地發生，在媒體上可以看到大量報導，下表整理了一些著名的案例∶

所有這些衝突都顯示出史國封建體制下對土地混亂的支配與爭奪，由於德拉米尼王室構成最頂層的支配者，史國民主派經常將其稱為「德拉米尼主義」(Dlaminism) 的體制∶國王及層峰官員構成的德拉米尼王室核心試圖掌控地方酋長及其領地資源、每個酋長希望比別的酋長更強大、酋長們嘗試控制自己領地上的民眾，而女性與年輕人被視為年長男性的附庸，但史國民眾已不再樂意接受這一切暴力的宰制。

史國王室經常在媒體上宣傳這種體系保存了民族文化傳統，史國拒絕模仿西方民主制度等等，不了解史國社會狀況的人很容易覺得這確實是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受破壞，而且史國官方的說詞聽起來甚至有可能讓人聯想到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運動，但台灣原住民族是在重振長期以來遭受破壞的文化權利，而且原住民也可以在部落之外的社會自由從事活動，用個人的方式做出文化創新；史國王室所做的則是牢牢掌控住所有資源，主宰民族文化的解釋權，不允許民眾越軌。

相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運動往往致力於對抗非法的土地掠奪及買賣，追求環境永續與經濟自主；自19世紀末以來，史國王室就開始習慣將土地的特許經營權給予歐洲殖民者以換取金錢、武器、禮物等物質利益，後來當20世紀王室依靠如同「群眾募資」的模式購回流失的國土後，國土也只是以「族有土地」的形式繼續掌握在王室手中，王室隨時可以將任何一塊地從民眾手中取回，交給關係良好的外商企業進行使用。當民眾淪為無地​、沒有穩定住所的貧困勞工，史國王室成員卻在世界各地旅行，購買各式各樣的奢侈享受，這與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追求的價值完全背道而馳，倒比較像是班圖斯坦。

把史瓦帝尼與苗栗大埔聯繫在一起，也並不只是為了喚起讀者的同理心，而是背後隱含著更深的聯繫。大埔的迫遷是為了擴大新竹科學園區，而當年史國國王也是來台參觀台中科學園區後，就回國開始徵收土地興建科技園區。大埔鄰近的頭份、後龍是台灣紡織成衣業重鎮，華隆紡織曾因欠薪、積欠退休金、掏空而引發長期抗爭，年興紡織則因剝削勞工及性騷擾等問題而惡名昭彰。讀者不難看到有許多東西通過台史關係，由「苗栗大埔」轉移到了史瓦帝尼。

看見「身為史瓦帝尼人的悲哀」

史瓦帝尼是一個政府部門膨脹的國家，公部門長期是史國全國最大的雇主，高昂的支出造成嚴重的財政負擔，然而這不是由於國營事業規模龐大之類的原因，而主要是因為史國王室需要依靠公部門來維持掌控史國民間社會。史國的「公部門」實質上嚴重被王室相關的商業利益滲透，王室成員及裙帶關係也支配了政府高層的決策，也因此或許不再適合稱為「公部門」，一篇民主派文章乾脆形容史國是遭到「王室殖民」(royal colonization)。

史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平時說話態度溫和，多年前接受美國紀錄片《沒有國王》(Without the King)的質問還偶爾露出心虛表情，看起來並不像是精明幹練的鐵腕獨裁者，或許比較準確的方式是將他看成一名被宮廷環境寵壞的花花公子，熱衷於各種物質享受，他與身邊的保王派貴族成員一同渴望將神聖的王權秩序永遠維持下去，然而民主派民眾對這種美好秩序造成了破壞與干擾，因此必需被鎮壓。

史國國王的商業利益快速擴張始自於21世紀初，隱約與紡織業台商開始大量設廠的時間同步。他所掌控的Tibiyo主權基金與政府預算分離，也不受到任何監督，通過持有企業股份而控制了史國50%以上的經濟，他因此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君主之一。王室也透過家族成員關係將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結合起來。例如史國外交部長戴柏莉公主 (Princess Pholile Shakantu-Dlamini) 的丈夫，也是史國最大財團之一「水牛集團」(Inyatsi Group)的董事長米切羅.沙坎圖 (Michelo Shakantu)，不久前買下了史國歷史最悠久的《史瓦帝尼時報》(Times of Eswatini)，被認為是政府控制媒體的重要舉措；戴柏莉本身也指責史國民主派媒體對她進行汙衊，請求台灣政府協助史國政府「打擊錯假訊息」。

然而民主派已提出合理的質疑∶政府所指控的假訊息是否就是假訊息​? 如果政府本身就在製造假訊息​呢? 史國保王派近兩年來積極建立網絡宣傳機器如《史瓦帝尼正面新聞》(Eswatini Positive News)以及《隱藏的一面》(The Hidden Side) 等媒體，例如當史國民主派重要領袖圖拉尼.馬塞柯(Thulani Maseko)在2023年1月遭到狙擊手暗殺後，史國國內及國際媒體普遍質疑政府可能是幕後黑手，史國政府不僅沒有調查真相，《隱藏的一面》更散播陰謀論調指馬塞柯是被民主派自己人所殺，甚至汙衊其妻子塔內萊謀害丈夫。塔內萊在2023年10月訪台參加奧斯陸自由論壇的人權會議時，呼籲台灣支持史國民主運動，表示對台灣民主仍懷有希望，因此親自來台灣發出訴求，但台灣政府卻是快速加強與史國政府的合作，包括簽署合作備忘錄承諾幫助史國政府對抗民主派的「資訊操弄」。

在2021年，史國因為大學生塔巴尼.恩恭莫涅 (Thabani Nkomonye) 疑遭警方虐殺而引發全國性的示威與抗爭，馬塞柯做為史國最知名的人權律師，通過建立「利益相關者論壇」(Multi-Stakeholder Forum) 聯結了史國社會各界包括政黨、商業、宗教​等不同領域的力量，一度有希望將民眾的憤怒轉化為更強大的民主化運動，然而民主派組織在他被暗殺後陷入分歧局面；史國政府則著手重新強化體制，再次鞏固保王派的控制，不僅未順應民眾呼聲對封建體制進行改革，最近還宣布將建立酋長議事會以加強傳統權威的作用。台灣政府及企業在這樣的時候積極支持史國政府體制，等於是在繼續深化過去20多年來早已遭到批評的錯誤方向。

很多台灣人可能仍然會想，史國可以學習「台灣模式」而促成經濟起飛，但這是對於史國社會的無知與傲慢。1949年後，國民黨威權體制至少由於喪失中國統治權的教訓，在地主與佃農衝突惡化的壓力下，通過美援顧問的指導進行了土地改革，即使仍然維持高壓的政治控制，畢竟還是縮小了貧富差距，並使得後來台灣民間資本可以壯大；至於史國王室則是牢牢地壟斷著全國的土地及政治經濟資源，把統治基礎建立在君權至上的封建領地體制上，史國王室也不會有興趣讓民間資本家茁壯而挑戰自己。不僅如此，史國也缺乏二戰後台灣工業產品大量輸出賺取外匯的歷史條件，史國目前最大的出口市場南非本身就經濟不佳，而且去全球化乃至於人工智能浪潮都正在衝擊全世界。

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會承認，台史關係給予台灣一般民眾的利益是很小的，而紡織成衣業的利潤空間也很微薄，要依靠史國及台灣政府給予補貼和優惠。然而儘管如此缺乏可見的利益，大多數台灣民眾仍然會接受「為了外交現實」而推進台史關係，這終究是由於台灣人希望維持台灣的國際空間，讓台灣所創造的價值與經驗受到國際認可。只不過如果這種外交戰下的推進關係是以史國民眾為犧牲代價，那麼實質而言是在喪失史國民眾的信任與認同，且毀壞過去數十年來台灣民主化的價值。當台灣人希望改變自身的悲情處境時，卻很可能轉而鑄成史瓦帝尼人的悲哀。

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區別是雙方外交對抗的預設前提，但從史國勞工眼中來看，台灣與中國的差別卻從來都不那麼明顯。近幾年史國與中國的互動增多，除了簽約建設穆帕克尼水壩之外，2024年1月史國礦產管理委員會主席古杜扎親王 (Prince Guduza) 訪問北京也一度引起各方猜測，但結果訪問行程的重點其實是與遊走兩岸的台商李雲偉共同購買採礦機械。李雲偉與史國國王關係甚佳，因此國王允許他在史國西北部的馬羅羅洽自然保護區 (Malolotja Nature Reserve) 內開採綠燧石 (green chert) 並銷往中國市場，台灣媒體《菱傳媒》報導了該礦嚴重忽視工安，多名礦工慘遭炸死，礦場還私自執法殺害偷盜礦石的嫌疑人。

1990年代之後台灣傳統產業外移的主要地區之一就是中國，而且南非以及史國的紡織業台商工廠雇用中國籍、東南亞籍員工也是頗為常見的，台商從員工、資金、供應鏈到市場都可能結合台灣及中國因素。在1980到1990年代擁有強大政商關係、後來因涉弊案而潛逃到中國的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也是最早前往史國設立紡織廠的台商之一。

我們不妨放下外交對抗的視角，改由史國勞工的視角來看問題，這樣可以打破很多錯謬的迷思。首先有一種擔憂是中國政府會密謀資助史國的民主派推翻王室，包括史國政府也偶而會使用這套說詞，但實情是中國政府更樂意與史國政府簽約建造水壩工程，史國勞工已經多次罷工爭取勞動權益，可以想見假使史國真的改與中國建交，中國企業基本上也只會同樣討好王室，而很多剝削勞工的台商也仍然繼續在史國如魚得水。另一種常見想法則是認為台灣是自由民主體制，因此為了保衛台灣就自動避談台灣政府及台商工廠在史國造成的負面影響，只把焦點放在史國民眾對台灣慈善援助或創業基金有多麼充滿感恩，而凡是史國民主派批評台灣的聲音，都可能被視為中共同路人。這兩種論調都全然無視於史國勞工過去20多年來的痛苦體驗。

Swazi Lives Matter。我們需要更多地看見史國民眾所經歷的一切，而不是只陷入外交的爭奪戰思維。我希望本文的讀者，做為東亞地區政治經濟崛起的見證者，不論你支持地緣政治的哪個陣營，都應該有所反思。民進黨的支持者應該看到普札莫雅就是「世界另一端的苗栗大埔」，經常叨唸「辛亥革命精神」的國民黨政客不妨想想史國王室與滿清皇室有什麼不一樣​​​？中國共產黨的戰狼外交官是否還記得五卅運動的「在華紡」是什麼？為了外交政績而搶著幫助史國王室維持反民主的體制，只會源源不絕地繼續製造不公不義。

當日本總督府在台灣施加殖民暴力，日本社會有賀川豐彥與矢內原忠雄批判殖民政策；當國民黨白色恐怖體制迫害黨外運動​，有來自國外的艾琳達、梅心怡等行動主義者積極營救台灣的政治犯，有國際特赦組織等各種組織的關注與聲援；在台灣社會裡也早已一直有反思台史關係的批判之聲，但無疑還需要社會各界更廣泛的重視，否則將很難挑戰政商緊密結合的台史利益結構。